劉明輝教授在梳理相關政策和法律條款后表示，目前，中國的法律體系當中還沒有‘跨性別’一詞。

劉明輝：“到現(xiàn)在為止，中國在法律體系當中也沒有‘跨性別’這三個字，所有的法律條文當中都沒有，所有的判決書中也沒有使用‘跨性別’這個詞?！?/p>

與這一議題最為接近的，是衛(wèi)生部門于2017年發(fā)布的《性別重置手術管理規(guī)范》，且其中的要求非常嚴格。

劉明輝：“跨性別的人如果想做性別肯定手術，也就是我們說的變性手術，必須要‘提供已告知直系親屬擬行性別重置手術的相關證明’，另外，中國成年人的年齡是18歲，年滿18周歲，就是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了，可是這份文件規(guī)定，進行手術時‘年齡要大于20歲’，這一點社群也是有意見的。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求沒有在婚姻狀態(tài)。很多人做不了這個手術，一方面是達不到這些條件，還有一個就是沒錢，整個手術的費用都必須自行承擔，另外，需要服用的一些藥物，基本上也都沒有納入醫(yī)療保險報銷的體系，有些醫(yī)生甚至不敢開這些藥?！?/p>

 

 

在去年11月接受聯(lián)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期間，中國代表表示，“中國保護LGBTI（即女性同性戀、男性同性戀、雙性戀、跨性別者和間性人）群體的健康權，向所有公民免費提供基本公共衛(wèi)生服務，允許自愿開展變性手術，尊重他們的隱私”。但劉教授在訪談中發(fā)現(xiàn)，部分跨性別者由于無法滿足手術所需的條件，甚至不惜選擇了自殘。

劉明輝：“我們在調研中訪談了一位化名叫‘燕燕’的人，是男跨女，1米83的大個子。她一直都想做手術，但是父母不同意。由于無法提供直系親屬的證明，無奈選擇了自殘，結果引發(fā)大出血，險些喪命。我在接觸這個群體之后發(fā)現(xiàn)，他們變性的愿望特別迫切的時候，如果無法滿足相關條件，就會選擇自殘。所以，我們認為已經(jīng)年滿18周歲的成年人，沒有必要再讓法定代理人簽字?！?/p>

劉教授表示，對社群來說，更理想的狀況，是能夠像阿根廷、丹麥、馬耳他、愛爾蘭、挪威、法國、比利時、英國、美國加州等國家和地區(qū)那樣，無需經(jīng)過手術即可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。

劉明輝：“社群，尤其是跨性別社群，對這些國家和地區(qū)的伙伴可羨慕了。很多人都希望，對于跨性別群體，最好就按照他們已經(jīng)成型的性別認知和性別認同，來改變身份證上的性別?！?/p>

 

目前，中國的法律、法規(guī)和政策當中并沒有明確禁止歧視性少數(shù)群體的條款，這一群體在就業(yè)過程中常會遭到歧視。聯(lián)合國人權理事會在去年11月的普遍定期審議期間，也建議中國政府“在勞動和就業(yè)法中納入禁止任何形式，包括......基于性取向和性別認同......的歧視”。

曾經(jīng)引發(fā)廣泛關注的“中國首例跨性別者就業(yè)歧視案”，就是由劉教授出庭代理的。

劉明輝：“原告C先生是女跨男，他在貴陽的一家體檢中心只上了7天班，就被人說成是‘男不男、女不女’，人事主管說他影響公司的形象，就把他辭退了。這個案子勝訴之后，反響非常強烈，對社群的激勵也很明顯，今后站出來努力發(fā)聲和維權的人應該會越來越多?！?/p>

 

 

而就算是經(jīng)歷了性別重置手術，領到了新身份證的人士，在學歷和就業(yè)方面仍會遇到困難。

劉明輝：“調研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人在手術以后，身份證改了，有的把名字也改了，但是，在改學歷和學位證書的時候，又遇到了障礙。因為只有教育部才能修改學歷和學位證明上的性別，而教育部的管理又非常嚴格。有的跨性別者已經(jīng)拿到了碩士文憑，由于無法修改性別，只得又以新的身份重新再讀一次。另一些人沒有條件重讀，他們的文憑就得不到招聘單位的認可，單位認為，文憑上性別一欄的信息不一致，無法證明獲得文憑的就是求職者本人?！?/p>

劉教授指出，在美國等一些國家，學歷文憑上并沒有標注“性別”一欄，也不影響求職者在應聘時證明自己的學業(yè)背景、專業(yè)知識和技能等級。劉教授和其他學者建議，在文憑上標注“性別”的做法尚未變革之前，應當通過立法，授權學校根據(jù)跨性別者身份證上的性別信息，更改已發(fā)文憑上標注的性別及姓名。

 

世界衛(wèi)生組織在今年5月25日通過了對《國際疾病分類》的第11次修訂，將“性別認同障礙”從精神健康的分類中移除，更名為“性別不一致”，并重新歸入新設立的“性健康”一欄。

在中國，一名曾遭受過催眠和電擊等所謂“矯正治療”的性少數(shù)人士于2014年提起的訴訟也獲得了勝訴，且判決書中明確認定，“同性戀并非精神類疾病”、“是不能治療的”。然而，對于包括同性戀和跨性別者在內的性少數(shù)群體而言，各種形式的“強制矯治”仍然沒有消失。

聯(lián)合國開發(fā)署2014年發(fā)布的《“亞洲同志”項目中國國別報告》表示，許多性少數(shù)人士被迫接受“矯正治療”，在非自愿的情況下被收入精神病院，一些女同性戀者甚至遭受了所謂的“矯正強奸”。

劉明輝：“盡管2001年出版的《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 （CCMD-3）》，已經(jīng)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名單中剔除了，但很多人還是以異性戀為本位，將性少數(shù)群體都視為‘有病’。目前，強制矯治的家長也還是挺多的，一個矯正的‘療程’有的要收4萬塊錢，而家長也愿意掏這個錢。2014年的這起案件發(fā)生之后，敗訴的心理咨詢中心因為需求增加，價格還漲了?！?/p>

 

 

劉教授表示，近年來，性少數(shù)群體在法律地位和社會接受度方面已經(jīng)取得了一些進展。

劉明輝：“和以前相比我感覺還是好一些了，一個改變就是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就業(yè)歧視法（專家建議稿）》把性別認同、性別表達和性傾向都列入了禁止歧視的種類，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。由于C先生的案件獲得了較多的關注，他本人的照片也出現(xiàn)在了網(wǎng)絡上，大家看到以后發(fā)現(xiàn)，原來跨性別并沒有什么‘怪’，也并不是什么‘怪物’，就理解了很多。隨著媒體的宣傳和我們的傳播，大量的去推廣，確確實實也在引導著公眾去消除這種偏見?！?/p>

劉教授表示，目前，有一些公司也開始關注這一群體的權益，并推出了性別友好的政策，但真正能夠享受的人還不是很多。

劉明輝：“有些公司對于性少數(shù)群體還是很包容的，比如說不歧視，還有已經(jīng)在境外登記的伴侶也可享受產假等等，但是真正享受的并不多，因為這一群體的絕大部分還是沒有出柜。聯(lián)合國開發(fā)署2016年的《中國性少數(shù)群體生存狀況》報告顯示，真正完全在職場公開身份的僅占5.4%，部分公開的占19.7%，完全沒有公開的占74.9%。因為他們太害怕出柜以后受到排擠，也就是說，目前的社會環(huán)境還是不友好，壓力還是非常大的?！?/p>

 

 

說起性少數(shù)群體在社會環(huán)境中所面臨的一些壓力、挑戰(zhàn)和不便，劉教授舉了一個親身經(jīng)歷的例子。

劉明輝：“我就看見一個性別酷兒，頭發(fā)特別短，穿著也都是男性化的，我們一起去上衛(wèi)生間的時候，一位清潔人員就把她攔了下來，說你怎么能上女廁所呢，我趕緊在后面跟對方解釋，我說她是女孩，這才把她放過去。類似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發(fā)生的，而中國公共資源分配當中對這個考慮的又少，無性別的廁所又太少了。”

要進一步改變目前的現(xiàn)狀，劉教授表示，僅僅靠立法仍然不夠。

劉明輝：“這一群體的很多人仍然被認作是‘有病’的，仍然是被‘污名化’的，部分家長也仍然是有暴力的，部分學校也發(fā)現(xiàn)有霸凌的。如果真要改變這一現(xiàn)狀，不光是立法，更重要的還得從教育抓起，所以我們也建議教育部，對教學大綱進行一些修改，加入有關多元性別的內容，同時把對于這一群體不恰當?shù)恼J定和表達從教材中移除。”

 

 

今年5月17日的“國際不再恐同日”，臺灣地區(qū)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，開亞洲之先。但劉教授表示，同性婚姻合法化要在中國內地實現(xiàn)，目前看來尚需時日。

劉明輝：“臺灣地區(qū)推動的力量非常強，在性別平等和反對性騷擾等其他方面也都遠遠比我們進步。在內地，社群也開始重視依法維權和立法倡導等領域，但部分立法專家年齡偏大，立場相對正統(tǒng)和保守，非常重視傳統(tǒng)秩序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，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(xié)委員從來沒有接觸過性少數(shù)群體，甚至不知道性少數(shù)群體是什么，要轉變他們的觀念還是比較難，因此我覺得還是比較遠。”

此外，比起同性婚姻，內地的部分社群似乎更加渴求伴侶權。

劉明輝：“比起登記結婚，社群似乎更加渴望能夠有一部《伴侶法》，讓他們在同伴生病，需要做手術的時候，能夠作為親屬在手術同意單上簽字、能夠一起收養(yǎng)子女、互相繼承遺產。他們希望目前正在修正的《民法典》第三編‘婚姻家庭’中，能夠將經(jīng)過登記的伴侶定義為家屬或是親屬，授予伴侶的相關權利，能夠享受喪偶撫恤金，能夠在同伴遭遇意外事故或是其他侵害時，請求損害賠償?shù)鹊?。但是目前還沒有找到與民法專家溝通的渠道，還看不出來有誰能替他們‘代言’。”

 

錢思文，紐約聯(lián)合國總部報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