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年過去了。1700萬上山下鄉(xiāng)知識青年的生命，已經步入夕陽。

走在上海街頭，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。他在小館子里吃鍋貼、喝老鴨粉絲湯，剩下的一定要打包，偶爾引來青年人側目。他們不知道：整整30年前，1978年12月，這位老者帶著數十位云南知青，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愿，打出“我們要回家”的標語，并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。

時任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受命赴云南調查，勐定農場知青以絕食明志，長跪不起。

年輕人的決絕，震動了北京。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，由此啟動。

今天，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坐標，再度調整到“知青”這一刻度上。當年的北上請愿團核心成員，如今或在重慶，或在上海。一切卻已不似當初。

當年北上請愿團的部分核心領導成員在天安門廣場合影，左一為李長壽，左三為丁惠民，左四為劉先國。

三十年后, 北上請愿團的部分成員再次相聚,左一為胡建國、左二為劉先國、右二為李長壽。受訪者供圖

靠 近

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，是帶著“建設邊疆”的決心來到云南西雙版納的。

他們走進莽莽大山，住在草棚里，半夜里蛇會從房梁上“嘭”的一聲掉下來，吃飯時，叢林里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。頭幾年，是拼了命地干?？车粼忌?，種上橡膠樹。一次會戰(zhàn)，十幾天不下山。

但幾年努力，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。丁惠民說：“一年不如一年，知青絕望了?！?/p>

重慶知青李長壽，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，他的記憶被饑餓充斥，“豬瘟年年鬧，一鬧死一片，簡直沒辦法；沒辦法就去河里找魚吃，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，管他呢，就拿去炸魚，那時候吃傷了，直到現在，一點魚都不沾……”

在紅土地上，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?！耙粋€人就像一部汽車，你光叫他開，老不加油，肯定不行。我們當時已經沒油了。”丁惠民這樣比喻。

邊疆除了自然風景，其他的一切幾乎都跟宣傳不一樣。更何況，吊打、侮辱、強奸知青的事情時有發(fā)生。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，在遠山僻嶺的對撞，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。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，當年開著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，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，幾無避諱。

上海知青周公正，在農場是副教導員。對他來說，迷茫來自于對公正性的顛覆。

一位高級干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。她們的爺爺去世時，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，否則就拒開追悼會。僵持的結果，是蓋著“中共中央組織部”大紅印章的調令發(fā)到了農場。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，卻是對其神圣的嘲諷。

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后門調動回城，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。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，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：“早點回來……哪還有影子啊？今天想來，自己都笑著搖頭。”

與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。在農場，他不是好惹的，“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”，“那是一種無奈躁動的發(fā)泄”，到了后幾年，連架都懶得打了，也沒有力氣打了。

他得出結論：越是知青老實的連隊，管理就越緊，吊打體罰之類的事情也就越多。

丁惠民對那個年代的回憶和解釋是：“一開始都很老實，后來在長期艱苦的條件下，人野性、暴躁的一面就出來了。知青和軍人都是如此?！?/p>

李長壽后來寫了一首歌，其中有這樣一段：“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，享受陽光接受教育。斗毆演出武打的好戲，偷雞摸狗自有道理。?。∵B長，我不是壞青年，寫份檢查交給你。”

1978年12月以前，他們并不相識，更想象不到：彼此的相逢，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。

就在那個冬季，火星出現了。

相 逢

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(xiāng)運動，到上世紀70年代中，已顯疲態(tài)。

經過近10年的農場生活，西雙版納知青們已經從迷茫走進了絕望。為了得到一張病退證明，他們服用麻黃素、生壓靈來制造高血壓，喝10%高效麻醉藥制造“心力衰竭”，喝農藥制造“胃痙攣”，喝墨水制造“胃穿孔”——不惜一切，只為回家。

“四個不滿意”彼時在中央高層內部被提了出來：農民不滿意，知青及家長不滿意，城鎮(zhèn)對口單位不滿意，政府不滿意。當時分管副總理陳永貴說：“知青工作很復雜，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到這件事就頭疼?！?/p>

對上山下鄉(xiāng)的重新評估和大批知青的現實出路，不得不被提上議事日程。

這些堅冰松動的跡象，遠在版納膠林里的知青們，是難以了解和體察的。1978年冬天，又一次知青工作會議的討論在北京召開，如李先念所說：“前提是上山下鄉(xiāng)，但老辦法不行了，要改?！?/p>

“今冬明春好回家”的說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傳，但隱約的希望，毫不真切。

景洪農場的丁惠民，是一個例外。這個十分場學校里的總務員是個有心人，他趁著給學校拉運物資、進出農場的機會，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，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干柴，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。

他貼出了公開信，陳述知青現狀，提出回家的愿望，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。在禮堂大會上，有人說：“什么也不要怕，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，走回家鄉(xiāng)去！”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瀾滄江大橋，占領農場。

紛亂中，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，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。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，機緣來自李的一句高聲發(fā)言：“人多有什么用？又不是去打臺灣！”

李長壽就此被任命為糾察隊長，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，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。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調核心形成了。

其后的部署兵分兩路：一方面，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；另一方面，1978年12月，請愿代表分兩批赴京，高唱自己寫的請愿團團歌，“北上！北上！堅決北上！”

那個冬日，在景洪的大街上，知青周公正親眼看著他們走過瀾滄江大橋，走向嚴冬的北方。重壓和勞累讓丁惠民病倒了，知青們用擔架抬著他，副總指揮劉先國特地叮囑糾察隊長李長壽——專門派人保護“小丁”的安全，這是頭等大事。大家像愛惜眼睛一樣，愛惜著丁惠民。

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，在“我們要回家”的橫幅后面站成一排，有人的夾襖還裹在外套外面。

當時分管農墾系統(tǒng)的國務院一位領導接見了他們，雖然態(tài)度慈祥，但話語嚴厲：“都這樣鬧，國家能富強？”這讓他們感到委屈。當晚，丁惠民、劉先國、李長壽、鄒盛永四個人，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里碰頭商議，決定立即回云南，請愿團宣告終結。

而正是那天，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分局悄悄地飛出，成了知青的報喜鳥：不愿留的通通走……后來他們知道：這是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后，作出的表態(tài)。

次年2月至6月間，5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，“營部索性把公章掛在門口，大家自己拿著蓋。因為辦戶口的人太多，派出所的墻被推得直晃悠”。

后來他們知道：北上請愿的行動，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，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。

當年罷工請愿的幾位核心成員，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，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——聲東擊西、出其不意。劉先國說：“那段時間，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，同心協力，就為一個目標——回家。”

各 自

1979年丁惠民、劉先國、鄒盛永、李長壽，先后回到家鄉(xiāng)——武漢、重慶和上海。

1985年，幾經波折，丁惠民終于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，與妻子團圓。他的工作是油漆工，全家住在老城區(qū)的舊房子里。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：可以和北上請愿時的“三駕馬車”之一劉先國，經常見面了。劉先國回城后頂替父親，進了重慶客車廠的基建科，后來做到甲方代表，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。

丁惠民的聰敏難以掩飾，他很快被借調到檢察院。然而，他不愿忍受絲毫的刻板規(guī)制，最終放棄了這條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，他不委屈自己，工廠也不回了。

喝酒，是丁、劉兩人在一起時的主要節(jié)目。劉先國對那兩年的概括是：“天天在一起，很苦悶?！蹦菚r候，他們年屆三十。

兩年后，1987年，劉先國走了，去往上海——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，已近10年的兩地分居，不能再持續(xù)下去。這個難得的機會，是與別人交換來的戶口指標，還必須補償對方1200元錢。送錢那一天，陪他去的是丁惠民，為了“多一個心眼”，當時還在檢察院的丁特意準備了一臺小錄音機，偷偷保留了給錢的證據。

劉先國走的前一天，丁惠民大醉。生命曲線再一次岔開，朝不同的方向延伸。

后來的二十年，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，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，能夠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?？恐鴮υ颇系氖煜?，他從緬甸販進木材，拉到上海去賣，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，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。

多年后，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：“我不適合做生意，我這種性格，連合同都不簽的。”這十幾年中的往事，連他的戰(zhàn)友也知之甚少。

遠在上海的劉先國，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。這些年里，他在圖書公司工作，木工、保衛(wèi)科長、物業(yè)中心經理、計算機廣場項目負責人，入黨、提干、買房，女兒從北京大學畢業(yè)，就職于外資銀行。生活在他面前熱鬧地延展，應酬繁多，越來越忙。

入黨時，單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調查，農場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講了劉先國的知青時代，“連偷雞摸狗的事也講了”。然而命運總是令人難以捉摸——單位的黨委負責人也是知青出身，對這些評價淡然處之：“不偷雞摸狗就不叫知青！”

而李長壽的后半生，受一番話影響很大，他工廠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，以一生政治起伏的體驗，勸慰他：“小李，你的個性不能搞政治，鋒芒太露?，F在回家了，多想想父母、家里人，多想想怎么讓他們更安心吧?！?/p>

李長壽離開工廠后，做過通訊器材生意，還辦過研究所，小有成績。在十幾年的闖蕩之后，他閱盡人生，如今落腳上海，在知青戰(zhàn)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崗位。他堅持在城區(qū)邊緣的七寶古鎮(zhèn)住了下來，已經五年。

他戴著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，和古鎮(zhèn)里云南菜館的老板談笑風生。就在這間小館子里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愿團的秘書長朱一平，兩人相擁大笑。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，在小橋流水、云南菜香中，與生活和解。

當年離開時，知青們一個個發(fā)誓“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”，如今卻一次次夢回云南。

李長壽常說：“我們在那里8年，完成了使命，建成了國家第二個橡膠生產基地?！?/p>

丁惠民卻說：“40萬畝，如果我們不去砍，保留下來，現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?。　?/p>

輪 回

版納農場的工人，大多來自湖南農村，數量少于知青。

每天同樣上班，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，他們回去之后還要養(yǎng)雞、養(yǎng)豬、上山砍山貨，養(yǎng)活一家大小。知青們餓得兇了，就去偷他們的。

告狀、并連帶知青因此受罰的是他們，“看你端著白飯咸菜揮手叫你過去撥上一筷子油炒的菜”的也是他們；幫著連隊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，傳授給知青農業(yè)技能的還是他們。

三十年前，知青們潮水般退去，一個個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，衛(wèi)生所沒有了醫(yī)生，連開拖拉機的運輸人員都成了問題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。

三十年后，三位老工人遠赴重慶，到知青家中做客。在大都市街頭的車流中，無所適從的他們被交通事故奪去生命。知青們大哭。

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，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。

有統(tǒng)計數字顯示：50%以上的連隊干部有過吊打、責罰知青的行為。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，直到現在，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。

1984年，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，推銷橡膠，設法聯系到一些重慶知青。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里，他對提著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說：“你們種的橡膠樹，都開始割膠了。過去，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，請你們原諒……”

李長壽感慨：“有這一句話，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，還提它干嘛？”

當年，李長壽在熄燈后睡不著覺，抱著曼妥林（一種樂器）在木堆上唱歌。連長是退役軍人，嘩啦一聲便端起槍來：“信不信老子斃了你！”

這劍拔弩張的一刻，留在記憶中很多年。那個晚上，李長壽同宿舍的三名知青聽到動靜，揣著砍刀摸到了連長家的后門，如果槍響，他們打算砍了連長的老婆孩子。

連長一家，跟很多退伍兵、老工人一樣，在農場老去。三十年后，李長壽聽知青戰(zhàn)友說：連長的老伴去世一年了，連長一提起她，就止不住地哭，他覺得自己太虧欠這女人。知青跟著一起哭。

幾十年后，李長壽感慨說：“出生在那個年代，你沒法選擇。所有需要人去承擔和承受的東西，是那個時代的人在一同承受。”

1995年，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。離開時，車子無法開動。老連長、老營長、老工人們久久不愿松手，車上車下哭成一片。在李長壽的記憶中，只有當年離家奔赴云南的火車站上，有這樣哭聲震天、依依惜別的場面。

命運總是輪回，當年哭著去往的地方，今天哭著離開。

重 聚

生命軌跡，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。

2008年冬，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的《往事》欄目，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，以三集的篇幅，再現了當年北上請愿的歷史。鏡頭前，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，胸前印著“知青”兩個大字。

他頻頻來到上海，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、社保問題、戶口問題，等等等等。他回到云南，在那里立起一塊大牌子：“知青有事，請找丁惠民?！毕旅媪糁謾C號。三十多年后，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，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。

他辦了版納知青網，聯系出版畫冊和書籍，知青有戶口一類的問題，他希望登記填表、集中于他處，再通過他去上訪、謀求解決。他積極籌劃中國知青旅游文化節(jié)，希望借此機會重聚知青，擴大影響。他抵押了房子，換來的錢幾乎盡數投入于此。

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錢，他也隨手接濟知青。朋友勸他“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”，他卻說，“只有實踐能檢驗真理”，他還說：“我丁惠民早就不屬于我自己，或者屬于我這個家庭，我永遠屬于知青。”

丁惠民說：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，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、一點點政治待遇。他想呼吁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。

老戰(zhàn)友們的命運和心跡，在同心協力北上請愿三十年后，畫出相離的曲線。

1998年，胡建國住房動遷后不久，當年的“三駕馬車”在上海重聚。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悅，其余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。

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，再次調回“知青”這個刻度上。他想找回當年的“三駕馬車”，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，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。

后來，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：“即便在知青中間，跟那么多的海歸、高知相比，我們已經落伍了。盡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，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，你要牽頭這么做，就無異于陳勝吳廣，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，而不是你?！?/p>

2007年春節(jié)，當年的糾察隊長李長壽，面對丁惠民希望籌集捐款的想法時說：“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，我馬上把兜淘干凈！”

相比丁惠民，他的做法是：在知青戰(zhàn)友重病或有困難時，幫助聯系買藥、運送，盡可能解決具體問題；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，來做維權之事。

至此，分歧已不可避免。

后來，李長壽曾對丁惠民說：“你想想，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們的父輩好？我們的孩子，是不是比我們那時候強？這說明：時代在進步，社會在發(fā)展?！?/p>

丁惠民沒有吭聲。

10年前，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，一條“青春無悔”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：“無悔？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!”

“有悔”和“無悔”，成為知青群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?！坝谢凇闭撸锤袝r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，他們感慨磨難、追撫傷痕，后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；“無悔”者，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、加速了成長、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，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，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。面對現實，前者發(fā)出吶喊和譴責，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；后者選擇與接受現實并與之和解，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。

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，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，爭得面紅耳赤。

丁惠民，在將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“知青”的過程中，選擇了前一種姿態(tài)。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，不乏追隨者。他們稱呼他“丁總”，或者“司令”。這樣的稱呼，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。

而當年最親密的戰(zhàn)友胡建國、劉先國、鄒盛永、李長壽他們，選擇了另一種姿態(tài)。

“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?！边@是今天的丁惠民，留給戰(zhàn)友們的印象。

今天，他們每一個人都能絲絲入扣地復述當年的細節(jié)。唱起請愿團團歌，暮年的他們早已明白：知青問題的解決，是鄧小平起到了關鍵的撬動作用，“那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……”

那請愿九十天中結下的情誼，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。

2008年初，劉先國的父親在重慶去世。他從上海趕回，未事聲張，料理喪事。此前，在知青問題上雖已話不投機，卻不知丁惠民從何處得到消息，趕來守靈兩天。

幾天后劉先國返滬，臨走前來到丁惠民家時，丁正在與一群老知青談話。

劉先國靜靜地呆了一會，離去。